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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放春:從les damnés到“受苦人”:《國際歌》首句漢譯的歷史演變

雅理讀書2019-12-07 15:40:24

從les damnés到“受苦人”:《國際歌》首句漢譯的歷史演變

重慶大學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 李放春


【編者按】本文原刊發于《開放時代》2008年第4期,刊發時作者為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校區歷史系博士候選人,“雅理讀書”特別致謝李放春教授授權本公微推送)

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國際歌》被譯介到中國以后,這首經典革命歌曲在現代中國歷史進程中發揮了重大的政治影響。本文考察了《國際歌》首句中les damnés一詞的漢譯演變,并從文化史的角度揭示出它的翻譯實際上是與中國革命敘事的主體性范疇——“受苦人”之間實現文化對接的過程。從les damnés到受苦人,體現了中國革命現代性實踐中自外與自內兩條文化線路的一次歷史交匯。


Debout!les damnés de la terre

Debout! les for?ats de la faim 

——L'Internationale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國際歌》

 

  自上世紀二十年代初《國際歌》被翻譯引薦進來,這首經典革命歌曲在現代中國歷史進程中發揮了重大的政治影響。它的譯介本身也是革命文化史上一件頗引人回味的往事{1}。

  本文考察了《國際歌》首句中les damnés一詞漢譯的曲折演變,并嘗試對其文化與政治內涵進行“知識社會學”式的挖掘與詮釋。透過這樣一個似乎微不足道的細節,我們或可管窺一段意味深長的歷史。



  1887年11月6日,《國際歌》詞作者歐仁·鮑狄埃(Eugène Pottier)在貧病交加中辭世。然而,這位革命詩人卻在身后留下了“一個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真正的紀念碑”。伴著工人音樂家比爾·狄蓋特(Pierre Digeyter)為《國際歌》譜寫的樂曲,鮑狄埃這位被列寧譽為“最偉大的用歌作為工具的宣傳家”將他的革命理想傳遍了全世界。{2}

  如果說《國際歌》是在世界上被最廣泛傳唱的歌曲,那么它的首句應算是其中流傳最廣的一句。隨著這首革命經典在全球的傳播,詩人筆下所謂的les damnés也成為了全世界受壓迫者的代名詞。

  這個革命范疇本來有著它特殊的文化背景。法語詞damné原本是一個基督教色彩濃重的神學術語,指受詛咒的靈魂。法語中有句俗語souffrir comme un damné,就是通過“受詛咒的靈魂”這一形象比喻來形容人們蒙受苦痛的深重。此外,damné一詞的涵義也可引申為被社會拋棄的人或社會與政治體系中的“賤民”。《國際歌》中的les damnés指的就是塵世間的不幸者。{3}

  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第一期上刊出中共負責人瞿秋白翻譯的《國際歌》。眾所周知,瞿秋白是《國際歌》最早的中文譯者之一。這位才華橫溢的革命文人,還首次為歌曲配譯了樂譜。瞿譯《國際歌》(不妨稱之為“新青年本”)最為人稱道之處是Internationale(俄文為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ом)一詞的音譯。在“新青年本”前出現的一些譯本均采意譯(如“第三國際黨”),而瞿秋白則在副歌中采用“英德納雄納爾”(現為“英特納雄耐爾”)的音譯。這樣一來,既保持了這首外來歌曲特有的神韻,又便利了漢語演唱,并且“令中國受壓迫的勞動平民,也能和世界的無產階級得以‘同聲相應’”{4}。

  然而,les damnés一詞的漢譯所面臨的問題則有所不同。它直接指涉的是“起來”這一聲革命號召的對象,因此必須為中國革命的政治主體所認同與接受。換句話說,les damnés的漢譯必須切合中國革命的歷史情境。因此,如何恰切地翻譯這個洋范疇,關涉到它能否真正在中國的土地上扎根{5}。

  怎樣翻譯才既不脫離原意,又能引起(沒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中國民眾的精神共鳴?“受苦(的)人”成為les damnés的漢譯對應詞,或許正反映出這一文化翻譯內在的政治要求。我們知道,“受苦人”是中國革命話語中受壓迫者的表述范疇,在革命文化中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例如,著名歌劇《白毛女》中就有一句經典唱詞——“永輩子的受苦人,今天要翻身”{6}。可以說,中國革命敘事中的歷史主體就是“受苦人”{7}。

  由于瞿秋白在《國際歌》翻譯上所作的開辟性工作,一般認為“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一句亦出自他的手筆。例如,維基百科有關《國際歌》的詞條解釋即反映了這一看法。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


  我們來看一下《國際歌》“新青年本”的首節內容:


  起來,受污辱咒罵的!

  起來,天下饑寒的奴隸!

  滿腔熱血沸騰,

  拼死一戰決矣。

  舊社會破壞得徹底,

  新社會創造得光華。

  莫道我們一錢不值,

  從今要普有天下。{8}


  原來,瞿秋白將проклятьем заклеймённый(les damnés的俄文對譯)譯為“受侮辱咒罵的”,而非“受苦的人”。因此,諸如瞿秋白高唱著“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慷慨就義之類的常見說法顯然是訛謬之說。事實上,從les damnés 到“受苦的人”——這一文化“翻譯”的實現,中間還要經歷一番漫長的曲折。

  那么,“受苦的人”這個譯法出自誰手?



  據詩人蕭三回憶,他與陳喬年合作,幾乎與瞿秋白同時翻譯出了《國際歌》。當時,他們的譯本首先在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大學中國班上開始習唱。后來,隨著這些學員歸國派赴各地工作,蕭陳版《國際歌》也就隨之而傳唱開來。從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起,全國各地傳唱的是這個譯本。另外,蕭三還提出了他們的譯本與瞿譯的不同之處。他認為,瞿秋白“完全是根據俄譯再意譯為漢文的”,而他與陳喬年“則主要是根據歌詞的原文法文并參考俄譯而意譯為漢文的”。{9}對此,一些瞿秋白研究的專家則持不同看法{10}。

  我們且不去管這一爭論。問題在于,“受苦的人”是否為蕭三所譯?

  中文維基百科公布了一份由國民革命軍第三軍政治部印發的《國際歌》傳單,其上注明刊印時間為1926年3月18日(紀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因其在北伐的前夕印行,我們不妨名之為“北伐本”。這個譯本的首節內容如下: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上的罪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作一最后的戰爭!

  舊世界打他落花流水,

  奴隸們,起來,起來!

  莫要說我們一錢不值,

  我們要作天下的主人!


  根據蕭三回憶,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斷“北伐本”就是蕭三、陳喬年翻譯的《國際歌》或者說主要在他們的翻譯基礎之上形成的版本{11}。

  蕭、陳譯本的首句為“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與瞿秋白譯本中的“起來,天下饑寒的奴隸!”一句類似。法語中 for?觭at直譯為“囚犯”的意思,也可引申為“奴隸”,形容生活的苦難。例如,法語中有一句俗語travailler comme un for?觭at,意即“像奴隸般地勞作”。由此看來,蕭、陳在翻譯的時候可能將起首兩句的前后順序做了顛倒:les for?觭at de la faim一句的漢語對譯是“饑寒交迫的奴隸”,而les damnés de la terre一句對應的才是“全世界的罪人”{12}。也就是說,蕭、陳將les damnés(而非les for?觭ats)譯成了“罪人”{13}。

  乍看起來,“罪人”這一譯法固然顯得比較簡練,但從詞義的準確性來看,它并不比“新青年本”中“受污辱咒罵的”更貼近法文原意。我們無法確知蕭三采用“罪人”來翻譯les damnés的初衷。在漢語中,“罪人”是一個具有佛教底蘊的生活范疇{14}。晚近以來,隨著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與生根,“罪人”也成為漢語基督教的重要語匯。或許,蕭三在翻譯時考慮到了“罪人”一詞的基督教色彩?{15}

  對于本文而言重要的是,我們根據北伐本確知,當時蕭三采用的漢語范疇是“罪人”,而非“受苦的人”。同時,不難看出,“全世界的罪人”也奠定了“全世界受苦的人”一句的修辭基礎。

  1939年,適逢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紀念之際,正在延安的蕭三又在呂驥、冼星海的幫助下對《國際歌》譯詞進行了修改。據蕭三回憶,這個修訂本(不妨稱之為“延安本”一直沿用到建國以后很久{16}。不過,由于歌詞的第一節已唱出很久,故蕭三未做較大修改。“延安本”的首節內容如下: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的罪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作一次最后的斗爭。

  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

  奴隸們,起來,起來!

  莫要說我們一錢不值,

  我們是新社會的主人!{17}


  在這節新譯詞中,蕭三僅將“天下”改為“新社會”,而起首兩句則未作任何更動。

  于是,我們的問題就變成:是誰把“罪人”改譯為“受苦的人”?



  蕭三之后,最為重要的《國際歌》漢譯者當推詩人兼翻譯家沈寶基。

  1934年,沈寶基獲得法國里昂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此后,經年從事外國文學翻譯工作。1956年,他翻譯了讓·瓦爾魯(Jean Varloo)為紀念巴黎公社八十周年而編注的《巴黎公社的詩人》(Les Poètes de la Commune)一書{18}。其中,收錄了詩人鮑狄埃的《國際歌》。我們不妨將沈先生新譯的《國際歌》名之為“公社本”

  “公社本”是《國際歌》全文六節的第一個漢語全譯本{19}。而且,沈寶基精通法語,他的譯本也被廣泛視為權威版本。那么,“受苦的人”是否出自他手?

  最近,一篇紀念沈寶基誕辰百年的短文中提到:詩人施蟄存曾透露,沈寶基將蕭三所譯的“罪人”改譯為“受苦的人”,這樣更貼近原意。施先生還說,沈寶基的這一改動得到了周總理的首肯{20}。

  繞是如此,我們還是來看一下“公社本”的首節內容:


  起來!全世界受罪的人!

  起來!饑餓的囚徒!

  真理象火山那樣怒吼,

  噴發出最后的烈火。

  舊世界我們要徹底摧毀,

  奴隸們起來呀起來!

  世界要根本改變,

  無地位的人要做主人!{21}


  根據這節歌詞,沈寶基將蕭陳譯本起首兩句的順序重又顛倒了回來,并且確實修改了“罪人”的譯法。不過,他將les damnés改譯為“受罪的人”,而非“受苦的人”。

  “受罪”是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廣泛使用的一個詞匯。這個源自佛教地獄觀的范疇,常被用來描述生活的磨難與不幸{22}。應該說,“受罪的人”這一漢譯比“罪人”顯得更為通俗,也較少歧義。它比較恰切地傳達了法文原意,同時又非常切近中國大眾的生活語境。實際上,這一新譯亦得到蕭三的認可與采納。他在1962年10月寫的“公社的歌聲響遍全世界”一文可資為證。在這篇為紀念鮑狄埃誕辰125周年而寫的漫談中,蕭三順帶公布了他新修訂的《國際歌》第一節。內容如下: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世界受罪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要做最堅決的斗爭!

  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

  奴隸們,起來!起來!

  休看我們一無所有,

  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23}


  在這節新譯歌詞中,蕭三將“罪人”改成了“受罪的人”{24}。



  然而,在蕭三推出他的新譯之前,中國音樂家協會與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已經聯合公布了一個由“有關專家”修訂的《國際歌》版本。這個修訂本最初發布在《人民日報》1962年4月28日六版,并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通過電臺幾次進行廣播教唱。同年,《人民音樂》雜志12月號再次刊發了中國音樂家協會的修訂本,故名之為“人民音樂本”。這個新修訂本的首節內容如下: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要為真理而斗爭!

  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

  奴隸們,起來,起來!

  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

  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這正是我們最為熟悉的《國際歌》的版本。“受苦的人”一詞在這個版本中才首次亮相。

  12月1日,鮑狄埃逝世七十五周年暨狄蓋特逝世三十周年的紀念大會在北京隆重舉行。詩人張光年(時任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在大會上所做報告中講到:《國際歌》是一團烈火,“照亮了勞動者前進的道路,溫暖了全世界受苦人的心”{25}。可見,“受苦人”成為了勞動者的代名詞。

  當時,蕭三也參加了紀念大會。然而,參與《國際歌》修訂工作的“有關專家”中,并不包括蕭三。紀念大會前后,蕭三寫了“第一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之歌”一文表示響應“人民音樂本”的推出。在這篇文章中,蕭三悄然將“受罪的人”改為“受苦的人”{26}。蕭三的兩篇文章前后相隔不過月余,顯然,這一改動并不是他的初衷。

  看來,“受苦(的)人”應是出自中國音樂家協會的“有關專家”。但是,目前我們尚無從得知其具體人員組成。例如,我們不清楚“有關專家”里是否包括了沈寶基,以及(如果包括在內的話)他可能發揮了什么作用。不過,即使沈寶基包括在內,似乎也找不出理由來為什么他要提議將“罪人”改為“受苦的人”,而不是他自己曾采用的“受罪的人”。

  這條線索到此就中斷了。



  幸運的是,一位曾親歷這次《國際歌》修訂工作的當事人回憶了當時的一些情況,又為我們的問題提供了進一步的線索。此人就是經濟學家于光遠。

  據于光遠透露,他曾與聞過《國際歌》漢譯的修訂事宜。根據記憶,老先生將這次修訂工作的起始時間大致鎖定為1958年。他提到,當時討論的時候,

  《國際歌》歌詞第一段的第一句“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沒有人提出問題。第二句“起來!全世界的罪人!”,不少人認為不妥,說有各種各樣的罪人,不能一般地號召罪人起來革命。{27}

  其時,沈寶基先生已經公布了他翻譯的《國際歌》。因此,出現以上的議論完全在情理之中。不過,于光遠先生對此則不以為然。他覺得“把‘全世界的罪人’改成‘全世界受苦的人’從文學方面來看是太笨拙了點,同時又只表達出生活困苦的一面,未表達出受壓迫的一面,只有經濟沒有政治,也有缺點。”此處提及一下,于老先生回憶這段往事的初衷是與故人胡喬木打筆墨官司。他相信,胡喬木(時為毛澤東秘書)是這一改動的主要決策人{28}。

  于先生提到:法文歌詞直譯起來應是“起來,世上墮入了地獄的人(les damnés);起來,饑餓的苦役犯(les forcats)”。他認為,“罪人”和“受苦的人”兩者譯得都不好。“罪人”沒有把“苦役犯”的意思表達出來,而“受苦的人”也沒有“苦役犯”好。看來,老先生以為“受苦的人”是les forcats一詞的漢譯。這恐怕還是受了蕭三譯本(起首兩句前后順序顛倒)的誤導。不過,就胡喬木的改動,當時于光遠雖有不同看法,但又認為“這個爭論不帶什么原則性”。他忿忿不平的主要是胡喬木把“一錢不值”改成了“一無所有”,認為這一改動違背了馬克思主義{29}。

  我們且不去管這一爭論。對于本文的問題而言,于光遠先生的回憶提供了一條重要的內幕性質的線索:胡喬木是將“罪人”改為“受苦的人”的操刀者。

  至此,本文一開始提出的問題似已得到解決{30}。在發現更多史料之前,姑且讓我們接受于光遠的說法,即這一改動系出自胡喬木的意思。然而,更進一步的問題在于:胡喬木為什么要堅持采用“受苦的人”,而不是沈寶基等法語專家已采用過的“受罪的人”或其它譯法?對此,于先生在回憶中沒有交代。

  我們知道,“受罪”與“受苦”這兩個詞都是中國民眾常用的生活語匯,而且有著同樣的文化淵源。因此,“罪”與“苦”(以及“受罪”與“受苦”)也常常被放到一起使用{31}。僅就文字翻譯的準確性而言,“受苦的人”并不比“受罪的人”更貼近法文原意;而從文化翻譯的情境感來看,“受罪的人”這一譯法的通俗性也決不比“受苦的人”要差。

  然而,為什么最終卻是“受苦的人”成為“欽定”譯法?



  新近出版的一部紀實小說中寫了一則有關朝鮮戰場上毛岸英的軼事,恰好涉及《國際歌》中“罪人”的翻譯改動。或許,這個故事能對我們有所啟示,故摘錄如下

  有一次,警衛班要吸收新黨員,準備在開支部大會時唱《國際歌》。毛岸英找來中文歌詞,唱了幾遍后發現不對勁,就一邊唱一邊琢磨。

  彭德懷看見毛岸英手里捧著一本書,嘴里哼著歌曲,不解地問:“岸英,你究竟是在看書還是在唱歌?”

  “彭總,我是在研究《國際歌》,有些歌詞中文翻譯得不準確。”

  “你小子,可真是膽大包天,竟敢改《國際歌》!”彭德懷笑著說。

  “我覺得‘起來,全世界的罪人’,‘罪人’譯得不得勁兒,也不準確。還有那‘我們一錢不值’,這不是把自己說扁了嗎?”毛岸英說,“我覺得把‘罪人’改成‘苦人’好。”

  “改成‘受苦人’更順口。”彭德懷思索著說。

  “‘我們一錢不值’,這句翻譯過來,‘是我們一點財產也沒有’,唱不上來呢!”

  “‘沒有財產’太啰嗦,不如改成‘一無所有’。”

  “對對對,改成‘一無所有’好!”毛岸英滿意地重唱一遍: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要為真理而斗爭……{32}

  根據這段軼事,從“罪人”到“受苦人”的翻譯改動竟是出自毛岸英的意愿,而經彭德懷提了出來。

  當然,不難看出,這段軼事有諸多杜撰成分。作者武立金把1962年才推出的“人民音樂本”挪到了毛岸英口中,將胡喬木與于光遠關于“一錢不值”的爭論改編為毛岸英與彭德懷的討論。但是,如果毛、彭二人關于“罪人”的討論有事實依據的話,我們則可進一步推斷:胡喬木堅持的改動可能反映的是毛岸英的遺愿。

  權且擱下這一推測性的看法。也許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這則軼事中,“受苦人”的譯法是由彭德懷(而非毛岸英)提出來的。這就又引出一個有趣的問題:

  精通俄文的毛岸英感覺“罪人”譯得不準完全在情理之中,而不通外文的彭德懷如何能提出les damnés的準確譯法——“受苦(的)人”呢?



  彭德懷提出“受苦人”這一漢語對譯來,當然不可能是由于他對法文或俄文有所精研。我們有充分理由再做一個推測:“受苦人”是這位湖南軍人在陜北的革命歲月中從勞動人民那里習得的一個“土”說法。

  實際上,“受苦人”至今仍是陜北莊稼漢日用的自我指稱范疇。當地人把下地勞動叫做“受苦”,而“務莊稼”的莊戶人就是“受苦人”。我們知道,“受苦”是一個有著深厚佛教淵源的范疇{33}。而在陜北高原上,佛家文化一直有著廣泛的影響。“受苦人”這一自我觀念,或許正反映出以“眾生受苦”為法的佛家覺悟對黃土地上的生存感受的深刻塑造。當然,筆者認為陜北的“受苦人”范疇不唯是佛家文化的體現,而且也融入了黃土地上根深蒂固的道家式“貴生”精神,從而得以轉出“受苦”的積極意涵。不過,對這個問題的深入探討已遠遠超出了本文的研究任務。

  “受苦人”的內涵與黃土地上的艱辛勞作緊緊聯系在一起。對于這個鄉土范疇,曾在陜北長期生活與戰斗過的彭德懷應該再熟悉不過了。在這個意義上而言,作家筆下的軼事雖不具有歷史可靠性,倒也有相當的情境合理性。

  不過,在革命文化的國際傳播與本土扎根的過程中,一個(有著佛教淵源的)土說法與一個(有著基督教背景的)洋概念之間實現文化對接,恐怕不是由于哪個人靈機一動、脫口而出這么簡單。實際上,在成為les damnés的漢語對應詞之前,“受苦人”這一鄉土性的集體自我范疇已經被逐步地挪用、改造成為中國革命敘事的主體性概念了。尤其是在革命文藝中,“受苦人”是頻繁出現的語匯。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除了前文曾提到的歌劇《白毛女》外,熟悉紅色文藝的讀者還會聯想到民歌《翻身道情》、長詩《王貴與李香香》、小說《受苦人》、電影《苦菜花》、樣板戲《杜鵑山》等等。對于“受苦人”這一地方性范疇的普適化(去鄉村化、去地方化、去性別化等)過程,筆者將另行撰文考察,在此不再贅述。簡言之,至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經過革命文藝的宣傳與普及,“受苦人”已經成了中國人耳熟能詳的一個本土性革命話語范疇。

  1999年,詩人綠原(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重新翻譯過法文版《國際歌》。對于他的翻譯,老先生特別加以說明,他使用的都是“公約數式的漢語”。

  綠原譯詞的首節內容如下:


  起來!全世界的受苦人!

  起來!饑餓的囚犯們!

  這是最后的爆發,

  理性已從火山口發出轟鳴。

  把腐朽的一切掃除干凈,

  奴隸們,起來!起來!

  世界將從根本改變:

  我們一文不值,

  但要成為全才!{34}


  根據這段譯詞,綠原將les damnés譯為“受苦人”——在這位湖北文人的詞庫中,“受苦人”具有了“公約數”性質,足見已多么地深入人心。



  寫到這里,我們尚未能最終確定“受苦(的)人”到底出自誰手,而只是考察了幾種可能性(包括彭德懷、沈寶基、胡喬木以及中國音樂家協會的“有關專家”)。然而,或許我們已有理由認為,問題的關鍵并不在此,而在于“受苦人”背后起推動作用的某種“社會需求”。這種“需求”是在中國革命的話語—歷史進程中逐漸形成的,并構成les damnés一詞漢譯的內在政治要求。

  不妨再來回顧一下詩人施蟄存的“爆料”。據老先生透露,周恩來曾將“受苦(的)人”這一翻譯改動譽為“重大貢獻”。如果確有此事(不論是否針對沈寶基)的話,當然不會僅僅是由于這一漢語對應詞比“受污辱咒罵的”、“罪人”等等更為準確地表達了les damnés的法文原意。實際上,“受苦人”恰恰沒有拘泥于法文原意,而是一個食洋而化、落地生根的“翻譯”。也許,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對接”。因為“受苦人”這一帶著濃濃土氣的表述本身凝聚了中國革命的話語—歷史性,而不僅僅是一個被抽掉了時間維度的漢語詞匯。可以說,“受苦(的)人”這一范疇上所刻烙著的革命印記,才是它最終被采納的深層原因。

  因此,從les damnés到“受苦人”,并不是一個單純的文字翻譯問題,而是一個文化對接的歷史過程。它所展示的實際上是中國革命現代性實踐中兩條文化運動線路——即自外援入與自內發掘——的一次歷史交匯。

  *趙丙祥、方靜思在與筆者的討論中提出啟發良多的問題,他們的一些具體建議也使本文增色不少,故在此專致謝忱。文中不當之處,則悉由筆者負責。


【注釋】
{1}關于《國際歌》的翻譯引薦情況以及各種漢譯版本的考證,參見培熙:“國際歌的故事”,《人民日報》1959年4月23日;高陶:“《國際歌》是怎樣翻譯過來的”,《翻譯通訊》1983年第3期,第37-40頁;李科文:“瞿秋白與《國際歌》”,《中國青年報》1992年4月12日;秦杰、沈路濤:“響徹寰球的永恒旋律:《國際歌》及其中文譯者”,《解放日報》2001年7月4日;秦弓:“《國際歌》的中文翻譯”,《湖南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第112-115頁;北塔:“《國際歌》:到底誰是第一個漢譯者?”,《中華讀書報》(網絡版)2006年2月27日;等等。尤其是高陶一文中首次公布了列悲、張逃獄、耿濟之與鄭振鐸(合作)、瞿秋白等先后翻譯的諸版本全文,彌足珍貴。
{2}參見列寧:《歐仁·鮑狄埃》(原載1913年1月3日《真理報》第2號),《人民音樂》1962年12月號,第5頁。
{3}以上依據The Oxford-Hachette French Dictionary/Le grand dictionnaire Hachette-Oxford (Paris: Hachette Liv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和Le Robert & Collins super senior: grand dictionnaire fran?觭ais-anglais/anglais-fran?觭ais (Paris: Dictionnaires Le Robert; Glasgow: HarperCollins,2000)中的有關詞條解釋,以及Wikipedia(維基百科)所提供法語版《國際歌》的英文翻譯。順便說明一下,筆者不通法文、俄文,故本文中的相關討論多依賴辭書(如多語種互譯辭典Collins Online Dictionaries等),恕不逐一注明。
{4}在某種意義上,瞿秋白的這一改動與鳩摩羅什大師將梵語anuttara sammyak sambodhi的舊譯“無上正真道”改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既保留了佛經唱誦時的梵韻,又避免了由于草率借用漢語范疇而扭曲經意——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5}如果將《國際歌》視為一部革命經典,則這一漢譯問題與佛經漢譯過程中一些重要范疇的漢譯問題多少有些類似。例如,sūnyatā(大乘般若智慧的核心理念)一詞的漢譯就是在經歷了一番曲折后才由羅什一錘定音,意譯為“空”(亦譯“空性”),為后世留下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的千古名句。
{6}參見延安魯迅文藝學院集體創作:《白毛女》(1950年修改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04頁。
{7}我們不妨將《國際歌》首句的漢譯與英譯(Arise,ye workers,from your slumber)進行比較。當時,那位英國譯者將les damnés意譯為workers(勞動者或工人),恐怕也是為了喚起英國情境下的革命主體——工人階級的精神共鳴吧?
{8}轉引自高陶:“《國際歌》是怎樣翻譯過來的”,《翻譯通訊》,第38頁。
{9}參蕭三:“第一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之歌——紀念《國際歌》的作者鮑狄埃和狄蓋特”(1962年11-12月),載《蕭三文集》,新華出版社1983年,第327-28頁。
{10}例如,周永祥(瞿秋白年譜的編纂者)認為瞿秋白當年是根據俄、英、法等文本譯出了《國際歌》新詞(參周永祥:《瞿秋白年譜新編》,學林出版社1992年,第30頁)。實際上,只要拿瞿譯《國際歌》的起首兩句與法文、俄文版的起首兩句分別對照一下,即可推斷出瞿秋白在翻譯時參照過法文本。在俄文本起首兩句中,“起來”這一呼語僅出現一次。而在瞿秋白的譯本中,“起來”則出現兩次,前后對仗,與法文本的結構相同。
{11}據蕭三,他們的譯詞最初登載在1924年廣州出版的《工人讀本》以及1925年省港大罷工期間發行的刊物《工人之路》上(參陳冰夷、王政明編《蕭三詩文集》(譯文篇),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6年,第32頁)。此后,中國廣泛流傳的就是他們的譯本。不過,筆者疑心,北伐時期及此后流行的《國際歌》并非單純的蕭陳譯本,而是蕭陳本與瞿譯本“合流”的版本。例如,詩人蔣光慈1927年創作的長篇小說《短褲黨》是以《國際歌》結尾的,其所錄歌詞首句與蕭陳譯文相同,而“舊世界破壞一個徹底,新世界創造得光明”一句則與瞿譯本更為近似(參《蔣光慈文集》第一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第303-04頁)。而且,筆者認為蕭陳本在瞿譯本之后,并可能參照了瞿譯本。僅以首節中“滿腔的熱血”一句為例:“熱血”一詞在法語版《國際歌》中原為“理性”(raison)(綠原先生注意到了這個重要問題)。筆者查對了俄語版《國際歌》,亦譯為“理性”(разум)。此外,瞿譯本之前的漢譯版本中,除張逃獄譯為“公理”外,其余均譯為“理性”(參見高陶文中公布的有關版本)。“熱血”是在瞿譯本中首次出現的,可以說是瞿秋白在翻譯中所做的一個重要改動。這一改動是否妥當,另當別論。問題在于,瞿譯本之后才流傳開來的蕭陳譯本中也將“理性”譯為“熱血”,這很難說成是偶然巧合。
{12}僅就這一點而言,蕭、陳的翻譯就不能說比瞿秋白的翻譯更忠實于法文原版。令人費解的是,蕭三從未對這一順序顛倒的原因作過任何解釋。不過,這樣的順序安排似乎也非離經叛道之舉。例如,美國左翼出版商Charles Hope Kerr于1900年翻譯的《國際歌》英文版起首兩句(Arise,ye prisoners of starvation! Arise,ye wretched of the earth!)就與蕭三版《國際歌》的起首兩句順序相同(參Little Red Songbook,31st edition,Chicago: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1964,p18)。
{13}當然,考慮到“罪人”亦有“罪犯”這一層司法涵義,我們也不完全排除蕭、陳當時望文生義而將les for?觭ats譯為“罪人”這一可能性。
{14}在中國文化中,“罪”的觀念有著悠久的歷史,其最初傳入至少可以上溯至東漢末期(參Wolfram Eberhard,Guilt and Sin in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17)。隨著佛教的大眾化,“罪人”也逐漸成為一個生活化了的范疇。在民間影響廣泛的“佛門孝經”《地藏菩薩本愿經》(疑偽經)中,“罪人”是與“地獄罪報”觀念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一個重要范疇。例如,經中云:“或有地獄,取罪人舌,使牛耕之。或有地獄取罪人心,夜叉食之。”(參見《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新脩大藏經刊行會,1964],以下簡稱《大正藏》,第13冊第412經,第782頁)在歌劇《白毛女》的早期版本中,佃農女喜兒被黃世仁奸污后生下了孩子,覺得無顏再見鄉親,曾為此而自責為“罪人”(參見《白毛女》[六幕歌劇本],香港海洋書屋1948年,第107頁)。
{15}然而,作為宗教范疇的“罪人”,或許充當法文詞匯pécheur/pécheresse(sinner)的對譯詞更為恰當一些。
{16}蕭三:“第一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之歌”,載《蕭三文集》,第328頁。
{17}參見蕭三:“《國際歌》歌詞修改說明”(1939年1月15日),載《蕭三文集》,第317頁。
{18}沈寶基將中譯本更名為《巴黎公社詩選》(人民出版社1957年)。
{19}這個全譯本后來亦收入周煦良主編《外國文學作品選》第三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沈譯《國際歌》的一個顯著的改動就是Internationale的音譯:他將“英特納雄納爾”(貼近俄語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ом的發音)改為“因呆爾那西奧那爾”,使之更貼近法語發音。
{20}何振華:“百年沈寶基”,載《新民晚報》2007年11月13日。
{21}轉引自《外國文學作品選》第三卷,第113頁。
{22}例如,安息高僧安世高翻譯的《佛說罪業應報教化地獄經》中描述了地獄中“受罪眾生”的諸種苦痛(參見《大正藏》第17冊第724經,第450-452頁)。歌劇《白毛女》中,被黃世仁霸占的喜兒曾有“受罪的日子好難過啊,壓折的樹枝石頭底下活”的唱段(參《白毛女》,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56頁)。
{23}參見《蕭三文集》,第322-23頁。
{24}另外,蕭三還將副歌中的“英特納雄納爾”改為“共產主義世界”(參《蕭三文集》,第323頁)。這一改動沒有被人們廣泛接受。
{25}張光年:“無產階級的天才歌手——在《國際歌》作詞者鮑狄埃逝世七十五周年、作曲家狄蓋特逝世三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人民音樂》1962年12月號,第10頁。
{26}參見《蕭三文集》,第330頁。然而,后來蕭三則表達過對《國際歌》“人民音樂本”中所作修訂的強烈不滿。1979年,他在中國作家代表大會上的發言提綱中寫道:“修改也不和我商量。其實基本上和原來沒有大的不同。”“究竟哪里不‘確切’?!85—90%是原來的。”“‘一無所有’是我自己改的。……英特納雄耐爾,改一個‘耐’字,實不可‘耐’!”(轉引自《蕭三詩文集》,第33頁)可惜,從詩文集編者公布的這些文字片斷中,我們沒能找到蕭三對“受苦的人”這一改動的任何評論。
{27}參見于光遠:“二十多年前關于修訂《國際歌》譯文的一場爭論”,載《隨筆》(杜漸坤主編)2000年第4期,第50頁。
{28}為此,于光遠不無挖苦地評論道:“我知道胡喬木在清華學的是外國文學,本人也喜歡詩。我本以為他能夠改出一兩句好的歌詞出來,那次修訂我覺得他的本事也不過爾爾,多少有些失望。”(參于光遠:“二十多年前關于修訂《國際歌》譯文的一場爭論”,《隨筆》,第51頁)事實上,胡喬木在清華上的是歷史系。后來,于先生專門糾正了這一失誤(參于光遠:“《國際歌》中譯文改動真相——我和胡喬木的一場爭論”,載《學術界》2001年總第86期,第114頁)。
{29}于光遠:“二十多年前關于修訂《國際歌》譯文的一場爭論”,《隨筆》,第51-54頁。于先生可能并不知道,“一無所有”的譯法其實是蕭三提出來的(參見《蕭三詩文集》,第33頁)。
{30}當然,筆者認為這一內幕的可靠性尚值得推敲。于先生回憶的是1958年左右的爭論,而“人民音樂本”直至1962年才正式公布。期間,胡喬木的政治生涯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1961年8月,他以病休方式離開了中國政壇(參見尚定:《胡喬木: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20年》,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0-52頁)。
{31}例如,《地藏菩薩本愿經》中,佛說:“一王發愿永度罪苦眾生,未愿成佛者,即地藏菩薩是。”(參見《大正藏》第13冊第412經,第780頁)《白毛女》中,逃入深山的喜兒亦有“山洞里苦熬三年整,我受苦受罪白了頭”的唱詞(《白毛女》[1962年修改本],載《賀敬之文集·歌劇歌詞卷》,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72頁)。
{32}武立金:《毛岸英在朝鮮戰場》,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180-81頁。
{33}除了“苦”(梵文duhkha)這一核心范疇外,佛教典籍中對“受”(梵文vedanā)及“受苦”等范疇的內涵亦有專門闡說。例如,《大乘五蘊論》中解說“受蘊”(參見《大正藏》第31冊第1612經,第848頁),曰:“受蘊。謂三領納。一苦二樂三不苦不樂。樂謂滅時有和合欲。苦謂生時有乖離欲。不苦不樂謂無二欲。”《成唯識論》卷五中解說“三受”(參見《大正藏》第31冊第1585經,第27頁),曰:“領順境相。適悅身心。說名樂受。領違境相。逼迫身心。說名苦受。領中容境相。于身于心。非逼非悅名不苦樂受。”《菩薩地持經》卷八提到:“從地獄乃至一切苦受相續。是名受苦。” (參見《大正藏》第30冊第1581經,第937-38頁)這是相對狹義的“受苦”。在更為廣義上而言的“受苦”,則是佛家所謂“一受”(“一切諸受悉皆是苦”)或“一種苦”(“一切眾生皆墮集苦”)。例如,佛教早期經典《雜阿含經》卷十七中就記載了尊者阿難等比丘羅漢問受的故事。佛在不同場合既講過“三受”,也講過“一受”、“二受”乃至“無量受”。所謂“一受”,佛說:“以一切行無常故。一切行變易法故。”(參見《大正藏》第2冊第99經,第121頁)另外,需要說明一下,“受苦”也是漢語基督教的重要語匯。例如,早期來華的耶穌會士翻譯修訂的漢語經書《天主教要》中曾描述四重地獄,其中已見“置之此獄受苦”的說法(參見梵蒂岡圖書館《天主教要》藏本,轉引自張西平著《中國與歐洲早期宗教和哲學交流史》,東方出版社2001年,第169頁)。不過,這顯然是耶穌會士借用具有佛教底色的漢語范疇來表達其教義的結果。這種有意無意之間的“文化適應”更早則可上溯到景教(唐代傳入中國的基督教聶斯脫里派)“借佛附佛”的傳教模式,如其文獻《序聽迷詩所經》就是一個范例(參見龔天民著《唐朝基督教之研究》[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60年]的有關討論)。十六世紀晚期,羅明堅、利瑪竇等首批耶穌會士來華傳教,最初也是以(西天竺國)“僧人”面目登陸。他們在肇慶建立的第一座天主教堂,名為“僊花寺”。后來,在瞿太素的點撥下,利瑪竇改采“合儒”的策略,易儒服,稱“道人”。同時,對佛家的態度則轉為“辟佛”(參見羅光:《利瑪竇傳》,載《羅光全書》第28冊,臺灣學生書局1996年,第33-38、65-67、179-93頁;及前引張西平著,第186-95頁)。為與釋門劃清界限,利子在其所著《天主實義》中闡述地獄罪報思想時刻意地盡量避免使用“受苦”,而采“受不息之殃”(上卷,第27頁)、“受重禍災”(下卷,第30頁)、“受地獄常永之殃”(下卷,第32頁)之類的表述(參見萬歷三十五年[1607年]重刻本,收錄于【明】李之藻等編《天學初函》第一冊,臺灣學生書局1965年影印版)。然而,這一權宜性的努力看來并不成功。同治元年(1862年)刊行的基督教通俗刻本《古今圣經問答》就是一個例子。書中關于“原罪”的解說提到,罪“生永死,就是下地獄,永受苦” (參見《古新圣經問答》,涂宗濤點校,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第15頁)。今日,“受苦”已是漢語基督教的核心語匯之一。《圣經》中所謂“受苦”,最初的希伯來文(《舊約》)為yasar、ana、sarar等,希臘文(《新約》)為anecho及pascho,法文則為souffrir(及souffrance)。《舊約》、《新約》中有關“受苦”的論述,請參閱唐崇平著《基督教信仰實義》(臺北:真道之聲出版社,1992年)中的“受苦”詞條。
{34}參見綠原:“《國際歌》的幾種文本的比較”,載《隨筆》(杜漸坤主編),2000年第1期,第1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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